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申俊涵 北京报道

近年来，受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股权投资行业进入出清阶段，GP的生存发展迎来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人民币基金成为绝对主流，美元基金的活跃度大幅下降。

“我们可以明显观察到，风险投资基金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国30年后，现阶段正在进行‘中国化’改造。”中科院创投总经理刘克峰说。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元基金是市场中风向标式的存在。后续，人民币基金借鉴美元基金的经验逐步发展，很多国内机构开始发挥双币基金优势，奉行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双轮驱动的投资策略。现阶段，由于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人民币基金成为中国创投市场的主导者。一些美元VC/PE机构也通过拆分中国团队、募集人民币基金等方式，做出更加中国化的选择。

当创投行业变得更加“中国化”，创投机构如何寻找新的投资机遇来安身立命？刘克峰给出的答案是“创投为创新而来，把助力科技成果转化当作自身使命。”

在他看来，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变得愈加重要。目前，国内相当多的科技创新来自科研院所，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转化成商业产品的过程，创投机构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科院创投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发展壮大。2017年，经中国科学院党组会批准，在国科控股支持下，中科院创投正式成立，旗下管理的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作为支持和促进院内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而进行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中国科学院在科技创新领域对新型举国体制的积极探索与实践。

据了解，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采用“母基金+直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资，主要投向战略新兴产业及关键核心技术的 “绿科技”“硬科技”领域。寒武纪、长光华芯、卫蓝新能源、本源量子、国科天迅、中科闻歌……均是其所投资的代表性项目。

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创投机构该如何发挥作用？中科院创投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形成了怎样的经验和价值判断维度？近日，刘克峰就上述话题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

高质量发展时代，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是未来行业方向

《21世纪》：今年，中国创投行业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对基金管理人的能力提出怎样的新要求？

刘克峰：当前，人民币基金成为市场的主流，市场募资端的难度仍然很大，新增备案的基金数量和金额持续减少。这背后主要原因有几点：

首先，人民币基金LP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往，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上市公司、央企等渠道都是募资的重要来源。近年来，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的出资减少，部分上市公司聚焦CVC和产业基金投资，央企在聚焦主业背景下减少对外财务性出资。与此同时，国家级和区域引导基金、地方城投公司成为现阶段市场上LP出资主力军。

其次，LP需求变化导致基金经营关注重点随之发生改变。过去在美元基金主导的时代，LP注重投资回报，市场衡量基金的主要标准是IRR、DPI等投资回报数据指标。现阶段政府类LP成为出资主力，资金保值是底线要求。同时，基金更要满足地方产业升级、强链补链的诉求。这种变化意味着基金的投决机制、投向聚焦都需要相应调整，市场衡量基金的标准也更加多元化。同时，这一变化也预示着市场新一轮的优胜劣汰正在袭来。

《21世纪》：您认为国内的创投机构接下来将如何发展，在当前的行业形势下还有哪些新的投资机遇？

刘克峰：目前，创投行业存在找钱难、找项目难、找退出通道难的现象，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越是应该想清楚创投行业发展的真正出路在哪里。

作为中国科学院全院层面的创投机构，我们切身体会到中国的创投行业必须为科技成果转化助力，这将是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总结为一句话——创投为创新而来。

中科院创投不单纯把财务回报作为衡量基金的唯一重要指标，更强调聚焦成果转化，把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作为自身使命。在此使命指引下，中科院创投不投资商业模式创新、平台经济类创新，而是聚焦投资硬科技和绿科技创新。

聚焦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原本就是现代创投起源初衷。二战之后，美国出现大量拥有新产品、新技术的中小型企业，但由于产品和市场不成熟，得不到银行融资支持，发展极度受限。1946年，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拉尔夫·弗兰德斯和被称为“创业投资基金之父”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乔治·多里特在波士顿发起成立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RD），其主要业务就是投资新成立的、成长迅速的技术类中小企业，这类企业又大多来自大学、研究院。ARD被公认为是现代风险投资业真正诞生的标志。自此之后，私募股权投资开始专业化和制度化，一大批新兴技术获得资金支持得以发展壮大。后来硅谷的诞生，更是得益于斯坦福大学的科技成果与风险资本的助力，也推动了整个美国科技企业的崛起。

耐心资本陪跑，做懂科学家的真伙伴

《21世纪》：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创投机构主要发挥哪些作用？

刘克峰：我认为，在助力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创投机构主要发挥两大功能。首先是发现功能，通过敏锐的洞察力和专业的评估体系，在众多项目中筛选出最具技术实力和成长潜力的项目，挖掘其内在价值。

其次是链接功能，项目的成长将经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应用的过程，创投机构可以链接多方资源陪伴其成长。比如链接政府资源，为企业提供政策引导和落地支持；链接产业资源，促进产业链的整合和优化；链接人才资源，帮助企业引进优秀人才，优化团队结构。

《21世纪》：科技成果的转化周期往往很长，但基金到期会有退出的需求。这个过程中，您如何定义耐心资本？

刘克峰：基金有投资期、退出期，这是基金投资产品的结构特点。我认为不应该单纯以投资陪伴企业的时间长短来定义耐心资本，更重要的是看基金在陪伴项目过程中的心态。

科技企业发展有两个最重要的规律：科技创新规律和企业商业化规律。比如在科技创新规律中，实验室必须经过数以万次的试验，才能验证科技成果的可靠性。如果省略了这个环节，下阶段的产品就容易出现问题。在商业化规律中，也需要企业慢慢去打磨产品、迭代升级、积累订单，最终形成规模化，实现成本降低和利润的增长。

如果资本能够尊重企业发展的这两个规律，在投资陪伴企业的时间里，能够给企业一定的宽容度，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而不是急功近利、揠苗助长，那就是耐心资本。

《21世纪》：现阶段，产业资本CVC已经成为创投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他们的出现对科技成果转化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刘克峰：产业资本CVC的涌现是一种市场发展的必然。CVC的核心诉求是希望能够通过投资挖掘创新技术，支持自身的产业生态圈发展，获得新的增长曲线。同时，CVC也希望通过投资获利。

CVC与中科院创投这种聚焦创新源头的机构更多是一种合作和接力关系，他们带来资金、产业资源和客户，进一步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后期发展。

但需要注意的是，CVC本质上是为公司产业生态服务，虽然为项目未来发展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资源依托，但过早绑定某一公司的CVC也有可能限制项目的市场应用空间。科技成果在接受CVC投资的时候，也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做出最有利于自身未来发展的选择。

《21世纪》：除了中国科学院体系的创投机构，很多市场化投资机构也在投早、投小、投科技，去科研院所和高校投资科学家创业者，参与科技成果转化。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中科院创投的差异化优势如何体现？

刘克峰：越来越多的创投机构涌现，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向早期硬科技项目，对于推动全社会的科研成果转化提供了资本助力，让人们看到了科技创新所创造的价值，创投资本应该流向创新源头。同时，对科学家创业者来说也提供了资本选择的多样性。

中科院创投的优势在于，离科学家群体更近、身处创新源头。我们认为，做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投机构要做懂科学家的真伙伴。懂科学家的科研成果、家国情怀和短板，能够跟科学家产生共鸣、实现相互信任，才能真正帮到他。

在跟科学家成为伙伴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是方案设计者，能够帮助科学家进行创业项目的方案设计，体现出自身的专业能力。第二是资源整合者，链接政府、产业、人才的各方资源。三是运营协调者，帮助科学家协调项目运营过程中碰到的各种问题。最后才是利益的共享者，实现多方的共赢。

另外，相比市场化的投资机构，我们的价值判断会有多种维度。首先我们也关心经济价值，投入产出的情况，也会关注基金IRR、DPI等数据指标。除此之外，我们更多考虑社会价值，考量技术和产品为社会发展带来哪些贡献。同时，我们还关注生态价值、生命价值等多方面价值，在投资中践行ESG的投资理念。